20世纪40年代初，毛泽东对范文澜说，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。所谓“大事”，就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——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终于问世。可谁曾想到，这部巨作竟是在一孔窑洞里、一盏油灯下诞生的。
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，不仅有我们的看法，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。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，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。对于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出版，毛泽东曾这样称赞。这部巨作的撰写工作，从1940年8月开始，到 1941 年上册(上古到五代)出版，1942年出版中册(北宋至鸦片战争以前)。对于历史研究，范文澜提出学习理论、掌握资料、文字表达、言行一致“四个问题”。他说：“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、思想方法、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，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。”从观点、体裁到语言文字，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均以全新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当时的延安，物质条件极其艰苦，图书资料极其匮乏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，驱动范文澜写出这部旷世巨作呢？
苦读于北京大学的范文澜，曾被名儒耆宿视为衣钵传人。“五卅运动”驱使他走出书斋，找到新的追求——为民族的独立、解放事业而奋斗。1927年至1936年，范文澜一边相继完成《诸子略义》《文心雕龙注》等著作，一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。他先后两次被捕，却从未改变对共产主义的追求。范文澜还撰写《大丈夫》来唤醒民众，激起抗日爱国热情。1940年，他来到延安，在《从烦恼到快乐》中感慨:“快乐得把铺盖丢在汽车上。多光明的边区啊！”正是对革命事业和延安的热爱，让范文澜奋笔疾书，铸就辉煌。
“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，最要不得的是貌似。”扎实的学术功底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娴熟运用，让范文澜下笔如有神助。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原计划写15万字，他几次托人带话给毛泽东，说15万字不够。25万字可不可以？25 万字不够45万字行不行？毛泽东让他放手写，不用管多少字。这部巨作曾引起轰动，可范文澜1954年在《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》中指出：“旧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有很多缺点和错误，我在1951年写了一篇自我检讨，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，帮助我改正。”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，让他为此进行了20多年的修订工作。
恩格斯指出：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。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。”这是成事的宁静，也是对范文澜治学态度恰如其分的概括。古往今来，“成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。”勾践因有卧薪尝胆的默默坚守，才有重整山河的辉煌；司马迁因有忍辱负重的默默砥砺，才有厚重汪洋的华章；曹雪芹因有十年呕心的默默耕耘，才为后人留下不朽名著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守静以韧，谓之定；多养静气，能增定力。继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后，范文澜还著有《中国近代史(上册) 》。他既懂得马克思主义，又熟谙中华文化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