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先锋，郭沫若在历史、考古等领域均做出大量学术成果。“胸藏万汇凭吞吐，笔有千钧任翕张”，出自郭沫若的七律诗《赠北京中国画院》。这是他一生与书结缘、博览群书的学习心得，也是科学的治学方法论。
研究深邃之书，郭沫若认为“不精读便不能得其要领，不能体味‘雅言’的力量”。读书先得理解书，只有通过不断熟读深思才能完成；后是不受前人约束，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。“人是活的，书是死的，活人读死书，可以把书读活。死书读活人，可以把人读死。”少年郭沫若读《庄子》，欣赏其“汪洋恣肆”的文风与“安贫乐道”的人格。“五四运动”时期， 再读《庄子》，他发现其中蕴含的“泛神论”思想和真人哲学，采用唯物辩证法，对庄子思想既有所肯定，又有所否定，并写成《庄子的批判》一文。
“搞历史研究，除了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外，还要占有大量的资料。资料的搜集、整理、分析是必须尽力进行的艰苦工作，丝毫不能偷巧。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，迫不得已时，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。”为寻找一手资料，郭沫若去各大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，去书店立读暗记，辗转托人寻书。他说：“我要寻找第一手的资料，寻找考古发掘所得的，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，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。”现存的郭沫若致古文字学家容庚的42封书信中，有28封明确指出借阅书籍，或恳请代为录示、复制、购买拓片和书籍等要求。
在古代历史分期的问题上，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占有理论，区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，并加以详实史料周密论证，确立“战国封建说”。对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研究，曾被时人视为落后之物，郭沫若也被斥责为“玩物丧志、成了隐士”；但他不气馁、不放弃，锲而不舍、一如既往的坚持，这才有了后来的“郭鼎堂”。
就创作而言，读书只需泛读以启发暗示。郭沫若指出，“书读太多是写不出自己的东西的。我读歌德诗的时候，也就是大致浏览开头几行，马上捕捉那一闪而过的灵感迅速写下来。”他创作的《屈原》《棠棣之花》等历史剧，发挥了宣传抗战、鼓舞民心的积极作用。
读书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。“五四运动”爆发后，郭沫若弃医从文，“想通过文学使中国起变化，想用诗歌唤醒雄狮，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”。流亡日本期间，他写成开创中国唯物史观派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一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以一个诗人的热情，呼唤“科学的春天”。
遗留于世的文化遗产，足以夸耀当世。而郭沫若借以创造这份遗产的治学方法论，则指明了一位著名学者和作家走向成就高峰所遵循的途径。
